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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日成曾经告诉斯大林，他们与中国同志在大方向上没有分歧，但在具体的军事策略上存在不同的看法。
军队的控制权属于谁
虽然我们已经决定进入朝鲜作战，但由于时间紧迫，很多进入朝鲜后的具体问题还没来得及处理。
朝鲜战争不仅仅是志愿军的事情，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也参与其中。要想在与美军的战斗中占据上风，志愿军和人民军必须密切配合，否则容易出现问题。
自从我们进入朝鲜以来，第一次与朝鲜方面发生冲突，是因为军队指挥权的问题。
在金日成眼里，志愿军是来朝鲜帮忙的部队，就像客人到主人家一样。既然来了，就得听主人的安排，这是常理。
当金日成了解到我们支援朝鲜的部队有26万人时，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。关于指挥权的问题，他不方便直接提出，于是建议将两军的指挥所合并。
在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前，金日成曾派代表到中国讨论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相关事宜。但双方的讨论内容并不深入，特别是在后勤问题上，仅仅提到了一点：
志愿军进入朝鲜后，用朝鲜的货币，之后按照换算比率进行偿还。他们用的柴草，都是朝鲜政府采购的，按照市场价提供。
彭老总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时，对指挥权的归属有自己的见解。
关于朝鲜军队的指挥权问题，现在我们暂时不要提出来。
第一，我们不了解朝鲜方的具体想法；第二，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散乱，新组建的部队正在中国境内接受训练，暂时还不能直接参战。
我军的指挥权完全在我方手中！彭老总的解释是：
首先，莫斯科明确表示，志愿军的指挥权应该由中国的指挥官来负责。
第二，彭老总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持怀疑态度。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直言：“朝鲜方面的指挥显得非常稚嫩。”
第三，我们必须对中朝两国的民众以及数十万士兵负责。
1950年10月21日，彭德怀和金日成第一次在大榆洞见面。
在这次见面时，双方都没有提到统一指挥的问题。不过，毛主席特别指出，志愿军的领导机构里应该有朝鲜同志参与，还提议让朴一禹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和副政委。
虽然一开始双方都没有对统一指挥权表示反对，但是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随着战斗的进行，人民军和志愿军越来越需要紧密合作。
在之前各自指挥的日子里，双方部队已经出现不少问题。比如在军事配合和后勤运输方面，因为缺少统一调度，导致局面变得混乱。
为了处理这个问题，彭老总就联系了在朝鲜的人员，跟金日成商量两军如何一起指挥的事。不过，商量的结果有点可惜，金日成一直认为两军只能通过参谋和电报联系，不能直接协调。
对于金日成不愿放手人民军的指挥权，这我们可以理解。毕竟，军队关乎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
可是你在刚刚失去了几十万朝鲜军队之后，还想指挥志愿军？这让人感到非常困惑。
对于彭总的军事决策，金日成经常插手。比如，人民军的第6师，人员编制还有6000多人，已经和我军的125师会合了。
彭老总向军委传达了希望金日成留下这支队伍共同作战的想法，然而金日成一直不同意，坚持要把这支队伍调走。
关于志愿军的指挥问题，我们一直坚持不放手，主张两军合作，统一调度。
这时候，我们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和朝鲜人的交往不容易。11月13日，政务院政务委员李富春去东北考察，回来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。
报告内容如下：
在朝鲜作战时，志愿军既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，也没有获得朝鲜友军的有效配合。目前，朝鲜人民军在政策和策略上存在重大不足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彭德怀和高岗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。
但问题很多，一时之间无法全部解决。为此，建议征得苏联方的同意，组织一个中、苏、朝三方会议。通过这场会议，来解决前期作战中出现的问题。
毛主席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一方面，他向莫斯科发电报，传达了李富春同志的建议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向彭老总发电报，提醒他在与朝鲜同志交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。只有当我们在战场上取得多次胜利，朝鲜同志才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。
在毛主席的倡议下，中、苏、朝三国首脑正式举行会谈。11月15日，这场会议如期召开，金日成和什特科夫一同前往志愿军司令部。
在会议上，彭老总说：“部队的作战行动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！”
苏联的代表清楚地说，两支军队应该由中方的同志统一指挥。至于金日成，他通过沉默来表明自己的立场。
尽管金日成不太愿意合作，但在莫斯科的干涉下，朝鲜最终同意了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。为了更好地商讨此事，金日成于1950年12月2日前往北京，与毛主席进行了会谈。
在这次会面里，双方同意由中国方面的人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，朝鲜方面的人员担任副手。这样一来，关于两军指挥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。
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金雄是副司令员，朴一禹则是副政治委员，共同组成了这个联合指挥部。
是否跨过三八线进行追击
解决了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指挥权问题后，两军的合作明显变好了。原本以为这种和谐的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但没想到，在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后，中朝双方又产生了新的争执。
第二次的问题核心在于，中朝联军是否还要继续向南推进并继续战斗？
彭老总作为前线指挥官，对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自从我们入朝作战以来，已经进行了几场大规模战役。从部队的战斗力和后勤补给来看，我们必须好好休整一下。
在两次战役结束后，志愿军将战线推进到了三八线附近。12月8日，彭老总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，表示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几十里处停止进攻，让敌人占据三八线，这样可以在明年更好地消灭敌军主力。
彭老总汇报说，因为两次战斗的胜利，朝鲜方面有些轻敌，总想着快速结束战斗，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。
朝鲜和苏联的代表觉得美国军队可能会很快撤出战场，他们希望中朝联军能迅速向南推进作战。
彭老总不同意这个看法。他认为朝鲜战争将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斗，美国人不会轻易认输。虽然敌人战败了，但还有大约26万的兵力，加上坚固的工事，防守还是相当有保障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采取稳进的策略！
当时毛主席考虑到国际政治的因素，决定让彭老总发动第三次战役，越过三八线。但在军事策略上，毛主席还是同意彭总的决定。于是，毛主席下令，我方在越过三八线后再打一仗后，全军休息，包括朝鲜部队。
1951年1月3日，彭德怀将军向金日成发了一份电报，内容是这样的：
当敌人的防线被攻破后，他们很快就撤退了。因此，我们只俘虏了三千多人，战果并不大。如果敌人继续向南逃跑，我们会追到水原等待下一步指示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们成功占领了汉城、仁川、水原等地方，现在正准备休整和补充兵力。如果敌人在汉城部署大量兵力防守，我们不会强行进攻，因为各方面条件还不允许。
毛主席把彭老总的决定告诉了斯大林。不得不说，彭老总对战场情况的判断很准确。敌人并没有打算与中朝联军硬拼，而是继续向南逃跑，想把我们引到他们设好的阵地上。
为了彭德怀，他在1951年1月8日发布命令，要求所有部队停止进攻，全军进行休整。
彭老总的撤军指令让朝鲜方面感到不悦并提出反对。
就在彭老总下令部队休息整顿的那天，金日成表示一个月的休息时间已经足够。1月9日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得知此事后，发来电报建议：“为了防止国际社会对中国不利的批评，他建议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推进作战，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则应留在三八线以北及其两岸地区。”
关于部队是否南下作战的问题，金日成多次与彭老总讨论。1月10日晚，双方进行了会谈。尽管彭老总已经把情况分析得很清楚，但金日成一直要求讨价还价，甚至提出先派出三个军南下，其余队伍休整一个月。
金日成希望赶走美军的心情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但是，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随意制定作战计划，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。
就在大家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彭德怀在1月11日接到了毛主席的紧急电报。
根据金日成减少休息时间的要求，参考了斯大林的意见，毛主席做出了这样的安排：
可以把人民军的第一、二、三、五军团都安排在汉江以南的第一线，而志愿军则撤到仁川以及汉江以北的地方休整两到三个月，仁川和汉城的守卫任务交给志愿军。如果金日成觉得部队不需要休整就可以继续前进的话，那么人民军可以由朝鲜方面直接指挥。
那天傍晚，彭老总再次与金日成会面，对朝鲜方面的提议逐一提出了不同意见。
彭老总认为，朝鲜方总是希望侥幸成功，从来不去考虑实际的情况。在会议结束时，彭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来电说道：“志愿军需要休息一下，人民军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指挥。”
金日成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很清楚。没有中国战士的帮助，人民军很难抵抗美军。所以他承认自己有些轻敌，勉强同意全军休整两个月。
斯大林得知中朝双方在军事决策上发生分歧后，曾通过一封电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
中国志愿军的指挥是英明的，彭德怀同志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天才，他的决策和指挥无疑代表着真理的方向。
在北京和莫斯科的推动下，金日成同意休整两个月。此前，在朝鲜内部的一次会议上，金日成提到：“单方面向南推进对我们来说太冒险了！”
在这次中朝之间的争执中，从军事角度看，彭德怀的观点非常实际，有着充足的理由。
朝鲜领导人的想法显得过于理想化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或其他因素的影响。
铁路运输的决定权在谁手中？
在突破三八线后，我们与朝鲜方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虽然问题最终解决了，但随着战线向南推进，中朝联军的后方补给线变得越来越长。
那时确保双方军队的物资供应，就成了最为重要的任务。
由于战争的影响，朝鲜的经济在1950年底陷入了困境，工业生产几乎完全停滞。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，朝鲜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改进战争期间铁路工作的决定。
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“为了恢复工农业生产，确保国民经济运输”的问题。因此，在铁路运输和铁路管理机制方面，中朝双方产生了分歧。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虽然我们在朝鲜作战，但朝鲜的条件很艰苦，物资供应很紧张，没办法靠当地解决。美军的行动能力很强，如果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就很难从敌人那里得到物资补给。所以，我们的补给线非常重要，必须想方设法确保物资能够顺利运到前线。
志愿军的物资大部分是从国内运过来的。但是美军凭借着强大的空军力量，疯狂轰炸我军的补给线，这使得我们的公路运输非常紧张。
要知道，在1951年，我们方的运输汽车损失率非常高，达到了84.6%。（数据来自《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：专业勤务》）
因为铁路运输的作用变得非常明显了。
早在1950年10月底，彭老总就向东北局建议要增强铁路运输，并提议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。他还建议中央派遣铁道兵前往朝鲜，以增强修路的力量。
11月6日，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援朝大队相继进入朝鲜，与朝鲜军民共同抢修铁路，确保前线物资供应畅通。
尽管如此，后勤供应的核心问题仍未解决，那就是铁路运输应该由谁来指挥。
我们打算把物资送到前线，必须用朝鲜境内的铁路。但由于两边各自管理自己的铁路，没法好好协调，所以整个运输过程非常混乱。
在朝鲜战场的那些日子里，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：抢运来的物资虽然很多，但并不是前线急需的，而且没有人去卸货。相反，真正需要的物资却因为调度不当，迟迟无法送到前线。
后来，双方成立了铁路军管局，但中朝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分歧。特别是在运力分配上，到底是优先保证前线物资的运输，还是主要保障民用和经济建设所需的物资，双方意见不一，争议颇多。
如何解决两国在运输方面的难题，已经刻不容缓。
关于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指挥部的建议，金日成表示赞同。然而，在实际的谈判中，仍然遇到了不少难题。
在1951年2月19日的谈判会议上，朝鲜方面提出了以下意见：
如果中朝之间的货物运输量超过了朝鲜铁路的承载能力，有人反对中国提出的“优先保障军事物资运输”的建议。
其次，需要朝鲜交通部门参与到铁路管理中来。虽然同意建立联合军事运输指挥中心，但必须与朝鲜交通局共同办公。
在铁路管理方面，我们不赞成采用军事管理模式。
会议结束后，双方的意见依然有很大分歧。之前设立的铁路管理局，朝鲜方减少了它的权限。
就在双方因为这件事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莫斯科的意见传来，改变了局面。
这场争论其实是在讨论联运司的领导权该由谁来掌握。
在那次争端中，斯大林站在中国这边。由于斯大林的明确支持，金日成在后来的谈判中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。
为了确保战争顺利进行，朝鲜的铁路需要由中国在朝鲜的指挥部门来管理。总的来说，为了朝鲜自身的利益，朝鲜和中国之间必须加强国家间的联系。斯大林在电报中这样表示。
1951年5月4日，中朝双方成功签署了《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协议》。依据这份协议，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将于7月正式成立。该局将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兼政治委员，中朝各一人担任副局长，共同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等工作。
铁路运输问题解决了，现在铁路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。
关于停止战斗谈判的事情
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，但从1951年7月到战争结束，有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在打。
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是因为双方开始接触并进行谈判。但在谈判中，中朝双方在停战谈判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，争论不断。
自从第五次战役结束以后，我就觉得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
1951年5月下旬，毛主席提出了一种策略，那就是“一边谈判，一边战斗，争取通过谈判解决关键问题”。不过，金日成的想法不一样，他不愿意让战争持续太久，而是希望通过发动全面进攻来解决问题。
后来毛主席邀请金日成来北京，讨论一些事情。金日成同意毛主席的想法，但他心里还是想着要打回去。所以，他就要求斯大林见见金日成和高岗。
斯大林同意了我们关于停战谈判的提议。因此，金日成不能再坚持他的立场，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战斗边谈判的阶段。
1952年下半年，朝鲜战场上双方的力量基本持平，但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中却陷入了僵局。
中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。毛主席主张继续战斗，不希望在谈判中做出让步，而朝鲜方面则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，尽快签署停战协议。
金日成觉得，拖长谈判不是好事，因为美国的飞机还在伤害朝鲜的百姓。而且，美国军队抓到的很多志愿军，以前都是蒋介石的人，政治上不可信。所以，跟他们争论没有多大意义。
毛主席的看法不同，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，他指示李克农采取相应措施。
只有坚持不懈的坚定立场，我们才能掌握主动，迫使敌人退让。为了在谈判中达到这个目标，你们需要再与敌人斗争几个月。
关于战俘的处理，美国坚持自愿回国的原则，而中国则要求所有战俘一律遣返回国。这种分歧使得谈判进展困难，陷入了僵持状态。
这个时候，朝鲜方面感到非常焦急。他们原本计划在五月份完成谈判，并打算根据谈判结果来安排下半年的经济和政治工作。
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中方在处理战俘问题上，会让谈判陷入僵局。
金日成向中国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希望在战俘问题上做出一些调整。考虑到朝鲜的请求，我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即除了非朝鲜籍的战俘需要全部遣返之外，朝鲜籍的战俘可以不必全部遣返。
美国人对我们的让步充耳不闻，最终决定一起遣返83000人。这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%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%。
针对美国的提议，中国和朝鲜又一次出现了意见不合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中国的立场非常坚定。毛主席认为，在当前的情况下，如果接受对方的提议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嚣张。
毛主席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表示，中国不会接受这个方案，并且已经做好了战争扩大的准备。
尽管金日成支持毛主席的观点，但他内心还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。中朝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，除了政治因素外，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。
双方对战俘的处理方式并不一样！
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扣留战俘。当初，彭老总向毛主席请示，想要释放一些俘虏，以此来削弱敌人的士气。
毛主席那时候说：“释放一些俘虏是好的，以后对俘虏应该随时分批释放，不用请示了。”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手里控制的俘虏数量不多。为了方便处理，来自南朝鲜的俘虏交由人民军看管，而志愿军则主要负责其他国家的俘虏。
这大概就是原因了。我国提倡遣返全部俘虏，因为咱们手里俘虏并不多。
北朝鲜方面考虑到日后国内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，所以他们扣留了许多南朝鲜俘虏。根据苏联大使的报告，北朝鲜认为留下大量南朝鲜俘虏，在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，因此无需考虑他们想返回家乡的愿望。
朝鲜领导人的底气没有那么足，对于中国提出的“全部遣返”原则。
斯大林最终还是站在中国这一边，支持中国的立场。
1952年7月15日，毛主席给斯大林发了电报，说美国提出的方案很不公平，这是敌人想破坏中朝两国的团结。因此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不能退让。第二天，斯大林回电，认为他们在和平谈判中的立场完全正确。
在这次谈判中，我们必须坚持全部遣返俘虏的立场，要求美国先做出让步，不能被美国的威胁吓倒。
为了说服朝鲜方面，莫斯科亲自出马。没过多久，斯大林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，就提到了战俘的相关问题。
我们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，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斯大林用坚定的语气结束了这次讨论。
但是，美国代表没有让步，反而宣布无限期休会。从那以后，有关战俘的问题在联合国内进行了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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